序
導讀
只有活著的人才有記憶
黃丞儀
電影的第一顆鏡頭從三個年輕人在一層厚冰上跳躍開始，似乎預示了冰封的記憶即將出現一些裂縫。來自三個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在布達佩斯的尤太舊街區玩士兵遊戲，假裝納粹抓到尤太人，從高樓上摔了下來。德國籍青年魯本被帶去玩實彈射擊後，他說這感覺很奇怪，大概是腎上腺素作祟，英國來的梅瑞則說：「這就是權力的感覺」。在前往艾爾茂城堡（Elmau-Schloss）的路途上，梅瑞和匈牙利青年巴林特一直要魯本談談他的家族史，他的曾曾祖父穆勒先生，一個希特勒的崇拜者，魯本痛苦地說他不知道，也不想談。
《借問阿嬤》這部紀錄片看似單純地由三位孫輩詢問各自的祖母有關二戰、納粹、集中營的記憶，中間安排三位阿嬤聚在一起吃飯聊天。三個國家分別是作為戰勝國的英國，成為戰敗國的德國，以及受納粹德國壓迫、但同時也是共犯的匈牙利。三位阿嬤當中，英國籍的羅珊是少見的女性情報員，在戰爭時期加入英國的情報組織布萊切利莊園（Bletchley Park）擔任解碼員。德國阿嬤古德倫出身知識份子家庭，祖父創建了一個另類宗教的團體，家中往來都是德國著名的思想家和音樂家。匈牙利阿嬤莉薇雅則是納粹倖存者，是一位排斥各種民族主義的東歐猶太人，在共產黨統治下當了一輩子的老師。
三位阿嬤共進晚餐時，德國阿嬤向匈牙利阿嬤表達歉意，說自己無法想像當初莉薇雅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匈牙利阿嬤聽了只是長嘆了一口氣，沒說什麼。英國阿嬤則對匈牙利阿嬤肯定共黨統治感到不可思議，她說戰後英國的路線就是反共，大家都覺得這才是正確的。三位阿嬤分開後，德國阿嬤對孫子說：「世人所走的路並非都是光明大道，英國也不是。英國人以為自己做的是對的，他們以為自己把文明帶到世界各地，這只不過是種傲慢。」匈牙利阿嬤則對孫子說，大屠殺讓她以全新眼光來看世界，讓一些價值更清晰。但當孫子問她，年輕人要如何保存這種價值。出乎意外地，她說：「我不希望保存。」或許她希望下一代不要再記得那些慘痛的歷史。後來，英國阿嬤在安養中心漸漸失去了記憶，她看著水族箱中的魚說：「我希望他們沒有記憶。如果他們什麼都記不得，那樣也很好。」
由於納粹屠殺尤太人的歷史經驗太過鮮明和驚悚，二次大戰結束後，世人便不斷提醒彼此：記得人性中的邪惡面如果發揮到極致，將為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切莫重蹈覆徹。「不要重蹈覆徹」（Never Again）日後便成了一種政治口號，在面對種族滅絕、白色恐怖或各種戰爭屠殺時，做為總結教訓的警句。可是，人們真的能夠記取教訓嗎？所謂的「記取」，又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我們記取的是一種特定的「集體記憶」，是誰、以什麼方式、為了什麼目的，去形塑了這樣的集體記憶呢？牛津大學的東歐史專家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在討論歐盟的「集體記憶」時說到，各會員國都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如果要強迫形塑出一個「集體記憶」，一定會讓歷史真相受到粗暴的處置。正如片中英國、德國和匈牙利三位阿嬤各自都對於戰爭和集中營都有著不同的記憶和社會脈絡，有可能產生一個共同的記憶嗎？為了產生這樣的「集體記憶」，是不是反而要抹除特定人的生命經驗？賈頓．艾許建議歐洲認同必須建立在對於未來的共同目標，而非基於過去各自不同的歷史。
這種主張是不是過於樂觀？難道過去可以輕易被拋棄？我們常常聽到一種比較詩意的說法，如果忘記了過去發生的事情，就代表讓受難者「再死一次」。這種說法背後蘊含了一個提問：活著的人，是不是對於過去已死之人負有一定的倫理義務，必須記得他們的受害經驗？以色列哲學家阿維夏伊．瑪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說，當希特勒問道：「還有誰記得那些被屠殺的亞美尼亞人」時，所有的人類都應該堅定地回答：「我們都記得。」否則，極端邪惡（radical evil）和危害人群的殘暴行為，就可以輕易地切斷了人類社群的道德性基礎（undercut the root of morality）。他覺得我們可以記得美好的事情，這是鼓勵人們去遵守德行的方法，但是記得極端邪惡所帶來的痛苦與災難，才能幫助我們保衛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性基礎。因此，所有的人類對於這樣的行為都負有倫理上的責任去記得。也唯有犯下種族滅絕行為的民族或國家，願意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時，才能讓他們重回到人類共同的倫理社群（ethical community）。
現在在你手上的這本關鍵詞手冊裡面，有相當多的內容都和德國在二戰期間的作為有關，例如尤太大屠殺、集中營、納粹／納粹主義，其中也介紹了納粹核心人物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並討論德國人「繼承罪惡感」的問題。這些話題隨著網路發達，似乎隨處可見，而我們在討論納粹的時候，往往不假思索就套用一種公式：「納粹就是極端邪惡，人類絕對不可重蹈覆轍。」可是，透過這部影片，我們在三位阿嬤的對話和回憶中，探觸到了更豐富的思考層次。
例如作為戰勝國的英國阿嬤羅珊在年輕時就曾經見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年輕的她甚至在夢中和希特勒墜入愛河。這種反應和德國阿嬤古德倫（她和希姆萊的女兒同名）在參加納粹遊行、高唱愛國歌曲時產生的亢奮感相比，是不是很像？這種領袖崇拜的情結，不只出現在納粹，即便在民主國家也會看到，有人稱之為「民粹」現象。而匈牙利阿嬤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解放之後，曾經想要殺了看守他們的獄卒，但她心理上無法做到。她說她曾發誓再也不要踏上德國的土地，但是後來她去德國當交換學生時，接待的德國校長告訴她，二個兄弟死於波蘭集中營，只因為他們的父親不讓他們三兄弟加入納粹青年團。她反省，是否因為心懷仇恨和偏見，讓她沒有比和她對立的人好到哪裡去？美國作家David Rieff曾經問過一個尖銳的問題：「或許在某個地方、某個歷史情境中，記憶的道德要求對於人們和社會造成太高的成本，還要持續記得這些事情嗎？」當記憶帶來的不是和解，而是各種痛苦的時候，人們會不會像匈牙利阿嬤一樣，覺得這些都不用保留給兒孫輩？記憶和遺忘，不是零和遊戲。不可能完全忘卻，也無法記得所有細節，究竟什麼事情會被記得，或應該被記得？這部影片沒有提供標準答案，事實上也不可能有。記憶、遺忘、原諒與和解這些貫穿全片但沒有出現的關鍵詞，組成了人類近代史上最難回答的課題。
馬克思（Karl Marx）曾經說過：「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十九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者去埋葬他們自己的死者，為的是自己能夠弄清楚自己的內容。」歷史是掌握在活人手上，只有活著的人才有記憶，但要記得什麼？請你來告訴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