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者序
我初識拜占庭是在長島北岸一片明媚的鹽鹼灘。當時，我挨著最喜愛的一棵樹，展讀一本《後期羅馬帝國》，準備好重溫熟悉的敘事：文明世界如何下墜至黑暗時代（Dark Ages）的混亂和野蠻。但迎面而來的，卻是些栩栩如生的皇帝與殺氣騰騰之具有豐富蠻族色彩的畫像，他們是在羅馬帝國被認為死去已久後，繼續自稱羅馬皇帝的男女。這些畫面既熟悉又陌生：原來，一個羅馬帝國以某種方式存續到了黑暗時代，繼續高舉古典文明的火把。有時，它面對的問題彷彿自今日的報紙頭條迸出：一個有著希臘─羅馬根源的基督教社會如何應付移民大量湧入的問題；教會與國家關係的問題；備受好戰伊斯蘭教威脅的問題。這個帝國的窮人稅賦過重而富人總有辦法逃稅，以及其臃腫的官僚體系是如何為籌措國家用度又不致弄得人人破產而傷透腦筋。
另一方面，現代人一定也會感受到拜占庭滿溢且令人好奇不已的異國情調。在那裡，有些聖人住在柱頂，有些皇帝會登壇講道，芝麻綠豆的神學爭論足以引發街頭暴亂。現代的民主觀念則讓拜占庭人嚇出冷汗。他們的社會是自第三世紀的不穩定與混亂中打造出來——那是一個叛亂頻仍，皇帝拚了命提升君主尊嚴的時代。民主觀念因為強調人人平等，足以對拜占庭人尊卑有序的社會基礎構成重大威脅，讓他們花費極大力氣擺脫的內戰如連連惡夢般捲土重來。不過，拜占庭人雖然身處高壓獨裁的社會，卻非動彈不得：只要有能力，卑微的農民和女孤兒也可爬上皇帝寶座。事實上，拜占庭最偉大的一位君主便出身於馬其頓的一戶普通農家，饒是如此，他在位期間武功彪炳，帝國的版圖涵蓋幾乎整個地中海地區，而他的後繼者所看管的拜占庭，則為一宗教色彩濃得化不開的社會，但又有著世俗化的教育系統，並自視為迅速轉暗之世界文明的燈塔。正如同拜倫（Lord Byron）的名言所指，拜占庭人表現出一種「三核併合」（triple fusion）：兼具羅馬人的身體、希臘人的頭腦和神祕主義者的靈魂。
這個定義要比大多數來得好。要知道，「拜占庭帝國」一詞乃徹頭徹尾的現代產物，也因此始終出了名的難以定義。事實上，我們口中的「拜占庭帝國」是羅馬帝國的東半部，而從君士坦丁堡於323年建城至十一個世紀後淪陷為止，其國民都以羅馬人自居。他們的鄰居、盟友和敵人在帝國的大部分時期也這樣看待他們。正因為如此，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後，才有理由自封為「羅馬凱撒」，號稱與奧古斯都一脈相承的統治者。直到啟蒙運動的時代，學者因為喜歡往古希臘和古羅馬展開所謂的文化尋根，而否認這個東部帝國有資格稱為「羅馬」帝國，改稱之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堡的舊稱。對他們來說，「真正的」羅馬帝國已在476年，隨著最後一位西部皇帝遜位而結束，君士坦丁堡的所謂羅馬皇帝純屬「冒名頂替」，而它逾千年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日益野蠻、腐化與衰朽的過程。
其實這個座落於博斯普魯斯海峽之被蔑視的城市，對西方文明有著數不清的恩惠。它屹立超過千年，期間如大碉堡般保護著初生而混亂的歐洲，讓一個個大征服者在其城牆之下翻船。沒有了拜占庭，伊斯蘭的澎湃大軍肯定會在第七世紀橫掃歐洲，甚至（如吉朋所想像的）讓牛津響起宣禮塔呼喚的禱告聲。但拜占庭讓西方受惠的不只是強大武力。因為當文明之光在西方近乎熄滅，只剩餘火在偏遠的愛爾蘭修道院黯淡閃爍時，君士坦丁堡這道光仍耀眼逼人（有時強些，有時弱些）。拜占庭最偉大的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頒佈的羅馬法至今仍是大部分歐洲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拜占庭的工匠留給我們拉文納（Ravenna）的輝煌馬賽克壁畫和無與倫比的建築奇蹟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拜占庭學者也留給我們眩目的希臘文與拉丁文經典（它們在黑暗的中世紀西方已近乎絕跡）。
既然拜占庭讓我們受惠良多，為何我們如此忽視它？首先是因為羅馬帝國的東、西兩部分裂（先是文化上，然後是宗教上的分裂），彼此日益疏遠，隔閡也隨之產生。起先，雙方還能靠著基督教的薄薄一扇門維持統一的表象，但隨著1054年，教會分裂為天主教和東正教，東羅馬和西羅馬發現彼此已無多少共通處。十字軍東征斬斷了雙方的最後聯繫，讓東羅馬對西羅馬長懷怨恨，讓西羅馬對東羅馬心生輕蔑。所以，當拜占庭帝國僅餘的國土被入侵的穆斯林完全吞噬時，力量已夠強大且自信滿滿的歐洲只是轉過身去當作沒看見。西方的蔑視讓滅亡後的拜占庭落入與其成就不相稱的默默無聞，為一度靠其城牆保護的西方人遺忘了數百年。
大部分歷史課程都不會提到拜占庭文明，使它的許多精彩人物——例如西里爾（Cyril）和美多德（Methodius）兄弟、約翰一世（John I Tzimisces）和尼基弗魯斯二世（Nicephorus II Phocas）——湮滅不彰。對大多數人來說，羅馬帝國是結束於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希臘的英雄事蹟是結束於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Leonidas）。但論威風凜凜，拜占庭皇帝德拉加塞斯（Constantine Dragases）與拜占庭將軍貝利撒留（Belisarius）並不遑多讓。我們斷然對其虧負良多。
本書做為扭轉這種不公道現象的一個小小努力，要為一群失聲太久的人們發聲。本書是讓讀者小嚐拜占庭的美味，對其漫長歷史稍能總體掌握，而且能對東、西方關係更加有血有肉的理解。遺憾的是，它不可能自稱詳盡無遺。要求單單一本書便充分闡述一段超過千年的歷史，其實是太苛刻的要求，而且有違簡潔扼要的原則。若要為那些被我剪裁掉的部分辯解，我只能說，拜占庭歷史給人的一大樂趣，正在於它會讓人不斷有新的發現。
我在整本書中，都採取拉丁體而非希臘體的人名和地名，例如，把君士坦丁拼成Constantine而不是Konstandinos。理由是一般讀者較熟悉前者，能一望而知。在講述拜占庭的故事時，我採取一種以人物為軸的方法，因為皇帝對拜占庭人的生活舉足輕重。很少有社會像東羅馬帝國那樣專制：在那裡，龍椅上的人被視為半神，是真命天子，每個決定都深深影響著最不起眼的平民百姓。
但願本書會喚起人們對此遭埋沒已久之重要課題的興趣。我們和拜占庭帝國分享著同一部文化史，而它上千年的歷史也提供我們許多重要的教訓。在創造我們當今所居住的這個世界上，拜占庭的貢獻並沒有比西方少。若說還有什麼理由值得我們研究它的歷史，那就是它的故事相當引人入勝。
導讀
歷史就是故事（節錄）
SADE（德國耶拿大學中世紀研究所博士生）
談起國高中歷史或歷史老師，可能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一種是「歷史課就是聽故事很有趣」，會說故事的歷史老師常常成為學生崇拜與喜愛的對象；反之，就是拿各種無趣的年表人名填塞學生，讓學生這輩子痛恨歷史的無趣老師。無論如何，作者拉爾斯．布朗沃思肯定是前者。常有人誤會布朗沃思是大學教授，其實他是Houghton Colleg的歷史學士，一九九九年開始在The Stony Brook School教書，但一開始他甚至不是教歷史而是教科學，而他原本的專攻也與拜占庭相去甚遠。布朗沃思對拜占庭一直有高度的興趣，也常與他的兄長安德斯分享他各種新發現，開始錄製Podcasts的契機也是受到安德斯的鼓勵，後來安德斯將他的錄音放上iTunes，因而開啟了他的Podcaster之路。
他的podcasts “12 Byzantine Rulers”可說是歷史類podcasts的先驅，因為大受歡迎而讓他獲得《紐約時報》的專訪。另外，他也曾在《華爾街日報》撰稿。而本書《拜占庭帝國：324-1453拯救西方文明的千年東羅馬帝國》是他的第一本書，也是成名作，從此開始了他的作家生涯。目前布朗沃思任教於Washington Christian Academy，但他仍持續錄製Podcasts、更新Blog與寫書，除了《拜占庭帝國》，也出版了《諾曼風雲：從蠻族到王族的三百年》、《十字軍聖戰：基督教與伊斯蘭的二百年征戰史》、《維京傳奇：來自海上的戰狼》，以及一系列關於拜占庭馬其頓王朝的迷你書系列：
Leo the Wise（886-912）（Byzantium: The Rise of the Macedonians Book 1）
Alexander III and Zoë（912-920）（Byzantium: The Rise of the Macedonians Book 2）
Romanus Lecapenus: The Great Pretender（Byzantium: The Rise of the Macedonians Book 3）
由此可見布朗沃思對拜占庭的熱愛，可以說拜占庭是他寫作的原點。布朗沃思認為，長期以來拜占庭帝國被低估甚至被忽視，若沒有拜占庭帝國如歐洲東壁般地聳立，西歐早就被來自東方的遊牧民族與南方的阿拉伯勢力占領了。拜占庭是正統羅馬帝國的延續，君士坦丁堡曾是歐洲最壯麗的城市，其藝術文化的高度，絕非因民族大遷移文明一度中斷的西歐堪可比擬。布朗沃思甚至多次於書中提及，若當初拜占庭帝國沒有失去西歐，又或者拜占庭把西歐的領地奪回來，今日的文明絕對會大不相同（而且絕對會更好）。然而，千年古國究竟為何被其西方後輩取而代之，在君士坦丁堡被伊斯蘭化為伊斯坦堡之後，西方對保護與傳承「歐洲文明」的拜占庭既不感激也不懷念，拜占庭與東羅馬帝國只是一個遙遠的褪色之夢，被遺忘在東與西之間。
顯然布朗沃思對此相當惋惜，因此他以高超的說故事技巧與極具張力的筆法，將帝國千年的歷史濃縮於一本書，篇篇高潮迭起，讓人忍不住想讀下去，同時被君士坦丁堡的美麗震攝不已，也感嘆於命運如此造化人。
羅馬帝國向來以幅員遼闊著稱，橫跨歐亞非三洲，將地中海稱為「我們的海」。然而，廣大的領土所蘊含的危機便是管理困難、中央勢力難以深入每一個角落，區域各自為政是很常見的事，尤其早在羅馬帝國之前，亞歷山大大帝就將希臘文化帶到東方世界，羅馬崛起並征服希臘之後，出於對希臘文化的崇敬而未讓自身的文化取代希臘文化，反而是吸收希臘文化為自己所用，甚至羅馬的建國神話都可連結到特洛伊的陷落。雖然拉丁文是政府官方語言，但在帝國東部日常一直還維持著希臘文化，兩邊的斷層早已存在，只是無人有膽量做些什麼，就這樣將這個過大而無法掌控的帝國緊緊抓在手裡。這種情況直到三世紀戴克里先的出現才有所改變，也就是作者選擇作為拜占庭歷史的第一章。
戴克里先是名篡位者，但也是務實又有膽識的軍人，他直接面對皇帝不可能管理這麼大的帝國之事實，因此做出了改變後來世界版圖的決定：將羅馬帝國分成東西兩部分。當然並不是此後就是兩個帝國，東西羅馬仍同為一個帝國，只是由兩位奧古斯都（資深皇帝）與兩位凱薩（資淺皇帝）共治，戴克里先自己則坐鎮在東方，此舉的確讓帝國行政變得更有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從此歐洲被一分為二，東方與西方，拉丁與希臘，羅馬公教與希臘正教，一切都由此開始。雖然戴克里先此一制度的原意是希望帝位能夠傳賢而非傳子，但奧古斯都的兒子們都不願坐視權力白白讓人，四帝共治的破局只在轉瞬之間，最後出線的是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最重要的事蹟有二，一是遷都拜占庭，也就是日後東羅馬永遠的首都──新羅馬，更常被稱為君士坦丁堡。其二是改信基督教，原本他的母親──著名的海倫娜──就是一位基督徒。雖然對君士坦丁到底有多虔誠一事還有許多可發揮的空間，但無論如何，他奠定了日後基督教世界的基礎。他留給後世的傳統還有大公會議，他舉辦的尼西亞大公會議訂定出至今仍通用的《尼西亞信經》，此外也奠基了封建制度。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蜇伏多年終於出頭，但真正成為國教則要到四世紀末狄奧多西的時代。同時期歐洲發生了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民族大遷移（Völkerwanderung），對於羅馬帝國來說，這件事叫做「蠻族入侵」。民族大遷移讓西羅馬帝國的版圖大洗牌，日耳曼人在西歐建立了大大小小許多王國，西羅馬皇帝一度被趕出羅馬城，東羅馬皇帝在驚嚇之餘蓋了一道又高又厚的新城牆，不過這道牆在往後一千年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雪上加霜的是，五世紀前半是「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時代，他所到之處無不風聲鶴唳、戰無不克，東羅馬也只能屈辱地和他簽定賠款條約以求生，讓他可以任意穿越邊境來到西羅馬，皇帝已逃離的羅馬城如今只剩教宗坐鎮，但這位勇敢的教宗利奧竟然奇蹟地說服阿提拉放羅馬城一條生路，更不可思議的是，不久後阿提拉驟逝了。雖然帝國的危機暫時解除，但國家的問題不會在一夜之間自動好轉。476年，西羅馬帝國便隨著皇帝遜位走入歷史。
在此，筆者要補充解釋，一如前述，東西羅馬從來都不是兩個帝國，雖然西羅馬帝國不再存在了，但此時還不是真正的東西大決裂，東羅馬也還未放棄義大利。事實上，不論在名義上或實質上，此後義大利還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屬於東羅馬帝國。
在接下來的歷史裡，查士丁尼絕對是不會被遺忘的閃亮名字，作者用了四章篇幅講述查士丁尼時代的故事。查士丁尼的事蹟不計其數，他命人編輯了《查士丁尼法典》，可說是現今歐陸法系的老祖宗。他翻新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聖索菲亞大教堂。任內他收復了義大利失土，戰勝波斯與汪達爾，這些當然不是查士丁尼一個人能做到的，而要歸功於拜占庭史上舉世無雙的名將貝利薩留。然而，在帝國聲勢一片看好時，災難卻從天而降，六世紀歷史上第一次鼠疫爆發，帝國失去的四分之一的人口，而注定了後繼無力的衰退。此外，在查士丁尼之後拜占庭全面希臘化，拉丁文沒落，希臘文被定為官方語言，連原本的皇帝頭銜「奧古斯都」與「凱薩」都被改成Basileus（希臘文的王）。七世紀伊斯蘭教將阿拉伯凝聚在一起，帶有宗教狂熱的阿拉伯將君士坦丁堡視為首要目標，不斷測試其底線。然而，帝國每逢危難時必有生機，第一次是希臘火的發明，作為帝國的祕密武器無數次拯救了帝國。第二次是李奧三世的出現，李奧三世運用妙技與手腕擊退了穆斯林海陸軍，但他也是惡名昭彰的聖像毀滅者，此舉所造成最嚴重的後果是義大利自羅馬帝國獨立，原本東羅馬的勢力在義大利早就被倫巴地人打得落花流水、苟延殘喘，又因為聖像問題而使得宗教文化開始對立，教宗轉而投靠法蘭克人，拜占庭從此永遠失去了對羅馬的統治權。不久後，800年查理曼被教宗加冕為羅馬皇帝，西歐與東羅馬帝國完全分道揚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