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EVIL MEN

作者：詹姆士．道斯
原文作者：James Dawes
譯者：梁永安
語言：繁體中文
出版社：立緒
出版日期：2015/10/06



內容簡介
二戰70年 人權論述大作
鮮明呈現極端的殘暴，傳遞疼痛

　　本書借鑒對中日戰爭中戰爭罪犯的第一手採訪，以夾敘夾議的方式，帶領讀者進入種種駭人聽聞的罪行。但這本書所問的並不是戰爭罪犯這回事，而是企圖去貼近他們，進一步思考暴行是如何被觀看、如何被感受？促使暴行產生的原因又是什麼？如何才能停止暴行？然而，最終我們可能被迫承認，人類擁有難以回答的問題，並承認這些問題可能沒有令人安慰的答案。

　　解開「邪惡」的真相――
　　邪惡，它長什麼樣子？它感覺起來是什麼樣子？它緣何產生？
　　邪惡的樣貌既不橫眉怒目，也非青面獠牙。
　　其特質不是大奸大惡，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

　　人們總是素樸而僥倖地以為，邪惡不會降臨在自己身上。善良悲憫如我等，絕不可能成為惡；安分守己如我等，更不能成為惡的受害者。

　　但是萬一，萬一那天真的降臨，除了悲憤控訴或同流合汙，我們真的敢於抵抗邪惡所施加於的暴行嗎？戰時犯下「反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戰犯、相信強暴婦女是種族清洗必要手段的聖戰士，以及被捕後露出詭異微笑的殺人兇手等，無一不是如同你我的平凡人，他們和我們一樣努力生活、遵守交通規則、渴望得到幸福和成就感……為什麼？為什麼做得出「那種事」？

　　或許，邪惡的特質不是大奸大惡，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作者對二戰日本老兵進行第一手訪談，以小說家的筆法抽繹他們的戰時回憶，串起了本書各主題之間的脈絡，但這些回憶只是一種人類情感的顯影劑，藉以還原「邪惡」的真相、成因、背景，及其內隱的意涵。

　　作者試圖把所有關乎邪惡的討論聚焦在那些我們不忍卒睹、刻意忽視的黑暗角落——放大、拉近，強迫觀看，挑起了人們在面對歷史上的戰爭、屠殺、暴力時的一連串偏見與錯誤想像，再從觀者震驚、尷尬、不解等情緒中，將之一一拆解，加以釐清，賦予定義，並延伸至各個學術面向，進行開放性的嚴肅討論。

　　本書的寫作超出學院論述的邊界之外，論述結構更有別於以往類似主題的出版品，採回文形式呈現，未分章節，一氣呵成。正義不一定只站在哪一邊，如此跨界而綿密的討論，為的是處理「邪惡」這一巨大命題時能不偏重任何一個片面的武斷。

　　討論範圍既廣且深―—從鄂蘭（Arendt）談到津巴多（Zimbardo），從凶殘談到原諒，從道德制約談到人性慾望，從「再現的弔詭」談到戰爭的淚水，內容擴及哲學、倫理學、宗教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學、美學等範疇，同時也觸及到人們在觀看暴力、陳述暴力時可能遭遇的道德倫理風險，特別是在現今社會，你我都可能成為暴力行為的觀者（或幫兇？），有些界線我們必須即刻釐清。

　　最後，作者提醒我們，當面對「邪惡」的拳頭如雨落下，唯一能做的最好還擊也許是「寬恕」。本書中那些駭人聽聞的故事將會怎樣影響我們的世界觀、對人類未來的看法、最後的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端看我們的「同理心」能發揮多大效用，此一困難的人性鑽探，將在閱畢本書後得到解答。

名人推薦

　　道斯對暴力進行了深度和範圍寬廣的沈思。他從鄂蘭（Arendt）談到津巴多（Zimbardo），從凶殘談到原諒，從再現的吊詭（paradoxes of representation）談到和戰爭的淚水（真誠或不真誠的淚水）。書中日本老兵所述說的故事讓人不得安寧。道斯一方面以社會科學家眼力掌握凶殘的成因，又以小說家的眼力抽繹出暴力對當事人的個人意義、自惠性和哲學蘊含。這是一種稀有的成就。轉述刑求者自白的著作不下一百五十部，但從未有一部帶有如此強烈的文學自覺。——賈禮（Darius Rejali），《刑求與民主》（Torture and Democracy）作者

　　這部非同一般的書讓人驚恐、憤怒和困惑。道斯把我們帶進犯了「反人類罪行」罪犯的思想世界，同時又提醒我們，沒有若干互相信賴就不可能進入別人的心靈。《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與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格鬥（即設法從它看見的事情理出意義），但更重要的是，道斯的凝視從不動搖。——費爾德曼（Noah R. Feldman），哈佛法學院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超出學院論述的邊界之外，其結構很多方面都與別不同。道斯不但鑽探了人可以有多凶殘，還以原創和近乎不能複製的方式探索了我們對那些行為不能見容於文明社會的人可有多大的同情心或同理心。——哈帕姆（Geoffrey Harpham），國家人文學中心

序
前言

　　本書要談的是凶殘：它長什麼樣子，它感覺起來是什麼樣子，它緣何產生，有什麼方法或許可以防治。整件事情起於我和攝影師納德爾（Adam Nadel）到日本採訪一批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戰犯。他們年老衰弱，很多年過八旬，年輕時曾幹過最讓人髮指的惡行。他們最終全被俘虜，在戰犯營裡關了十年。他們給我看戰爭歲月的照片︰褪色黑白照裡那個年輕人穿著軍服，表情或自豪或害怕，或兇狠或稚嫩。看著自己的年輕自我，他們說他們看見的是虛空，是惡魔。

　　我參與人權工作多年，但之前從未訪談過加害者。事前我完全沒料到這些訪談會讓我暈頭轉向，更讓我嚇一大跳的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自己竟開始以受訪者的眼睛看世界。本書的風格和結構都是為分享這種奇特經驗而設計。本書不只是關於戰爭罪犯幹過些什麼，還是關於跟他們就近相處是什麼感覺。

　　以下，我會把本書要探問的問題歸結為五大群組，而它們也構成本書的一幅概念地圖。本書的推進方式是模仿一個變焦鏡頭的移動：先是用廣角鏡把整個畫面收入，然後用近鏡慢慢推進以顯示細部——這時細節雖已被擴大的焦點隱沒卻仍然鮮明，就像是凝視太陽太久在視網膜留下的印象。然後鏡頭會轉至另一個關懷重心。

　　在逐一處理以下五大群組的問題時，我將會突出它們內含的一些弔詭。詩人濟慈（John Keats）在一個不同脈絡提出過所謂的「守虛能耐」（negative capability）：那是一種在面對不確定、神祕和疑惑時仍能保持敞開的能力，拒絕把一切化約為熟悉的語彙和範疇而使之可為我們所控制。「守虛能耐」——還有它在文體領域的堂兄弟「錯置」（juxtaposition）——讓我們可以把弔詭經驗視為一些開放性問題，有時還可以讓我們在語言表達窮歇無靈之處經驗到意義。

　　1.書寫或閱讀一本這樣的書存在哪些道德風險？在觀看暴力和創傷性事件時，我們要如何方能懷抱尊重和關懷而不致流於看八卦的好奇心態？深邃的私人創傷要如何方能呈現於公共空間？這些問題的答案中心皆包含一個起到結構作用的弔詭︰創傷的弔詭。我們既有道德責任去再現（represent）創傷，亦有道德責任不這麼做。

　　2.如果我們打算一同經歷這些駭人聽聞的故事，它們對我們有何用途？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回答以下這類問題嗎：社會是怎樣把普通人變成惡魔？當事人會經歷什麼樣的心理過程？有鑑於這些惡魔往往是男人，性別在種族清洗上扮演著什麼角色？再一次，這些問題的答案皆是環繞著一些關鍵性弔詭旋轉，包括了「邪惡的弔詭」（「邪惡」既是妖魔和他者，卻又是平庸和人人皆幹得出來）和「責任的弔詭」（我們是自由和自我決定，同時又是環境的產物）。

　　3.把鏡頭拉回︰這些駭人聽聞的故事會怎樣影響我們的世界觀、我們對人類未來的看法、我們最後的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我們對利他主義、超在（transcendence）甚至是「神」（the divine）的觀點？牽涉其中的是一些我們熟悉的弔詭，包括「利他主義的弔詭」（利他主義既要求我們為利益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但我們利益他人時又往往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虛無主義的弔詭」（我們必須面對自己的無意義性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意義），以及基督教版本的「惡的弔詭」（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如何能容許罪惡疾苦的存在？）

　　4.經歷過會震撼我們良知和動搖我們世界觀的暴戾殘忍之後，寬恕是可能的嗎？個人或國家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後還能指望獲得饒恕嗎？既然歷史本身就充滿謊言，而人的記憶力又總是不牢靠、自我保護和自利，你如何指望加害者能忠實自白？事實上，真相在戰爭、刑求和自白中有其位置嗎？有的話又是什麼位置？思考這一系列彼此相關的問題會驅使我們不斷回到「自白的弔詭」：自白（confession）既是療癒所寄的文化形式，又是具有潛在破壞力的形式。

　　5.最後是最首要的問題。自白都是一些故事，有其自成一格的倫理（ethics）。然則什麼又是更一般性的說故事倫理（ethics of storytelling）？對我來說，這裡牽涉的正是最難以排解的弔詭：書寫的弔詭。要書寫別人的隱私生活，你必須培養出對別人的尊重和親密關係；然而，要書寫別人的隱私生活，你又必須把他們非個人化，予以建構、擺布和展示。很多人會從事書寫或閱讀創傷故事這種艱難工作，是因為相信此舉可以提升人類尊嚴。說故事不只是人權維護（human rights advocacy）的最基本工作，並且是人類同理心的最基本工作。但我們說出的故事真的可以改變什麼嗎？如果可以，帶來的又是哪一類改變？閱讀暴力性和創傷性事件時，我們真的可以懷抱尊重與關懷而不是看八卦的好奇心態嗎？當各位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將會發生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