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錢幣博物館規模不大，也許是因為展品小，不需要太大的場地。流連其中，會產生一種重回古希臘的衝動。奇妙的感覺來自這些小小的銀幣，既然擁有歐元可以來歐洲，似乎擁有這些貨幣就可以去古希臘。無奈空間能易換，時光難倒流。博物館藏品中很多錢幣是窖藏出土，保存完好，光亮如新，只有旁邊擺放的、曾經盛裝它們的陶罐顯示出歲月的痕跡，像一個忠誠的僕人訴說著怎樣歷盡千年、劫後餘生的經歷。而真正的主人卻渾然不覺，依然享有受人尊敬的榮耀，只不過地點從集市搬到了博物館。
雅典城邦銀幣
古希臘貨幣主要用銀，少數城邦也用過銅。西元前6世紀雅典附近發現大銀礦，成為雅典城邦的重要財富，製造出大量銀幣，為提高商業水準發揮出巨大作用。古希臘銀幣製作精美，舉世聞名，通常是兩面都有圖案，或神像或動物，尤其打制人像的傳統延續至今，為許多歷史人物保留了相貌。古希臘很多城邦都打制自己的銀幣，各具特色，不過彼此的成色、重量趨同，可以通行。雅典城邦的銀幣非常有代表性，呈圓形，直徑25毫米左右，單位是四德拉克馬（古希臘貨幣單位），重17克左右。正面是雅典城邦守護神雅典娜的側面像，面朝右，戴頭盔，杏眼圓睜，端莊典雅。背面是一隻貓頭鷹，身體側立，轉頭正視，憨態可掬，左側有三片橄欖葉和一彎殘月，右側是古希臘文“雅典”。傳說貓頭鷹是雅典娜的守護鳥，説明夜間傳遞消息，是智慧的象徵。殘月是紀念西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灣海戰，當時月亮的位元相處於殘月狀態。貓頭鷹在中國俗稱“夜貓子”，叫聲難聽，民間視為不祥之物，沒想到在古代雅典城居然地位崇高，還被打制在貨幣上，流傳千古。中國的貓頭鷹們只能感歎生不逢時、生不逢地了。
古希臘錢幣的形制明顯與現代大部分國家的硬幣相似，包括中國。而同時期中國的錢幣上沒有圖像，全是文字，而且形制差異極大。中國在東周產生了分散的貨幣體系，主要是銅鑄幣，楚國地區有少量切割黃金作為貨幣使用的遺存。中國東部少銀礦，未能鑄造和使用銀幣，是一個缺憾。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紛紛鑄錢，有刀幣、布幣、圜錢、蟻鼻錢等。刀幣源於兵器，布幣源於農具，圜錢源於紡輪，蟻鼻錢源于海貝，放在一起，像小孩子玩過家家的玩具。這些錢幣與古希臘錢幣相比，完全是另一種風格。其中齊國的刀幣鑄造精良，古樸大器，非常有名。不過由於錢幣形狀不一，幣值不一，給交易造成不便，犯了大忌。後來秦滅六國，統一貨幣，鑄秦半兩。從此中國錢幣定型為圓形方孔錢，直至清末。
中國早期金屬貨幣。從銅貝開始，逐漸分化出刀幣、布幣、圜錢、蟻鼻錢等，後統一為秦半兩。
貨幣是一般等價物，俗稱為錢。“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掙錢是為了活著，但活著不一定是為了掙錢。”這些話常被引用。不過在沒有貨幣的年代，都無從談起。因為世上本沒有錢，只不過人越來越多，社會越來越複雜，才有了錢。
貨幣起源於較為複雜的商品交換，準確的時間很難確定。因為早期的一般等價物同時也是商品，即使起到貨幣的功能，如果缺乏資料，也很難證明。中國關於財富的字多含“貝”，甲骨文中就有“貝”字，但是並不能肯定商朝的貝有貨幣功能，因為作為裝飾品貝的價值也很高，可以代表財富。除了天然貝外，還有仿製的骨貝、銅貝、包金貝等。西周時生銅已經是重要的支付手段，因此部分銅貝可能具有貨幣功能，而且出土數量很多。
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早期有用貴金屬支付的記載，但都是計重使用，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貨幣遺存。古印度的貨幣最早出現在西元前5世紀左右，是打制銀幣，明顯受到西亞的影響。世界最早的貴金屬貨幣出現在西元前7世紀小亞細亞的呂底亞王國，材質是一種天然金銀合金，俗稱“琥珀金”，壓有印記，按照統一的標準重量使用。呂底亞的錢幣鑄造技術向東西傳播，影響到波斯和古希臘。呂底亞也被認為屬於古希臘，其實更應該屬於東西過渡地區，西元前546年亡于波斯。
呂底亞打制的金銀幣
貨幣的功能很多，通常認為有價值尺度（計價）、流通手段、貯藏工具、支付手段。各種功能間有明顯的內在聯繫，很難獨立顯現。其中前兩種功能最重要，簡單表述就是交易各方都認可貨幣的價值，而且能方便完成交易。而後兩種功能的商品性依然很重。早期人類在經過長期實踐後，發現穀物、布帛等作為一般等價物會腐爛消亡，不利於交換的穩定性和長期性，而金屬有長生不老的特性，於是先後不約而同都選擇金屬作為主要貨幣材質，最常見的就是金銀銅。
金屬是人類繼木材、石材後，開發的主要材料，其中金銀銅鐵重要性靠前。這是四種神奇的金屬，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另外金銀銅鐵在自然界的存量從少到多，耐氧化性從高到低。因此依據珍稀度和光澤度體現出的單位價值從高到低，一直延續到今天。通常情況下，絕不會見到某人戴一圈鏽跡斑斑的鐵質項鍊來炫耀，罪犯也不會帶上金質腳鐐。
由於有天然金的存在，加上過於耀眼，黃金是人類最早發現的金屬之一。黃金硬度低、產量少，在生產中實用性很差，早期除了做裝飾品，並無太多其它用途。大自然中缺少天然鐵，熔點又高，所以發現最晚。不過鐵的硬度高、產量大，適於製造兵器和工具。煉鐵在古代屬於高科技，很多技術難題一直到現在還在精益求精。銀銅居中，銀靠近金，銅靠近鐵。銅是最早大規模應用的金屬，當煉鐵技術成熟後，在生產領域的很大範圍內才被鐵替代。銅後來主要用於製造生活器具和銅錢，和銀相似，但是值低。
金銀銅在化學元素週期表中排在同一列，性能相似，都是製造錢幣的好材料。黃金量少，大額支付和貯藏功能顯著。銀銅量大，可以大量製造錢幣，發揮出重要的計價和流通功能。有觀點說圓形方孔錢表明中國古人對天圓地方的理解和認識，此說過於牽強。古今硬幣多為圓形，只是為了照顧手感，便於碼放和清點，並無深意。古希臘人鑄造圓形銀幣，並不能表明他們認為地球是圓的，儘管有個別人這麼認為。中國銅錢有方孔是因為中國製錢工藝為鑄造，而其他地區多為打制。鑄造銅錢時，邊緣流淌銅液不勻，易產生毛刺，不便使用，必須銼邊。中間留一方孔，用方形金屬條或竹木條貫穿，固定銅錢，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才會有“掉進錢眼兒”等中國特有的修辭方式。
左圖是古希臘製造錢幣示意圖。右圖是《天工開物》中銼錢圖，銅錢和人的比例有些不協調。
貨幣製造，古希臘主要用銀，中國主要用銅，各自貨幣體系獨立時看不出太大差異。區別是古希臘的銀幣在中國可以作為貴金屬流通，而中國的銅幣在古希臘可能起不到貨幣作用。這種區別對後世的影響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貨幣的誕生帶出利潤的產生，不僅強化私有制，而且逐步將人類社會的各種物品、利益貨幣化，甚至包括道德和靈魂。利潤就是價差，由收入減去成本（包括稅費），看似簡單，但是從古至今爭議不斷。最大的矛盾在於生產本身不產生利潤，只有通過商品交換、貨幣買賣才能產生，並且由商人首先獲得，再流向其它經濟層面。這讓很多生產者、思想家、統治者忿忿不平，成為社會的主要問題之一。商人的經濟地位在歷史中普遍較高，相反文化地位很低，大部分的貶義詞都可以扣在商人頭上。文學家對商人口誅筆伐，當權者對商人愛恨交加，也經常是除之而後快。商人憑藉利潤支撐，擁有財富，功勞很大，卻不被歷史尊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過在最初的商品交換中，因為沒有貨幣的參與，所以利潤不明顯，商人還處於雛形階段。
一般認為當人們的收穫在滿足基本物質需求後，對於多餘的物品便產生了交換的意願。事實上在此之前，也就是還沒有多餘物品的情況下，人類就應該有交換行為。這是由於生產單一性與需求多樣性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如果一位天才能夠自己生產從土豆到登月飛船之間的所有產品，還能從事文學和音樂的創作，滿足所有的物質和精神需求，那麼他根本不需要商品交換，當然這不可能。相對於生產而言，人類的需求實在是難以琢磨，從廣義上說無法量化，幾乎是無限的。這與經濟學中可量化的需求不同，所以這對矛盾還可以表述為生產的有限性和需求的無限性。
人類最早的商品交換發生在原始部落之間，比如農耕部落和漁獵部落，糧食換野味，目的是獵奇、調劑口味、葷素搭配，沒有商業追求。在當時條件下，很難判定等重的黃金和糧食進行交換，到底誰賠誰賺。有些在今天看來非常離譜的交換行為都曾經很正常，與現在兒童間的交換行為類似。後世鬧饑荒或進行戰爭的年份也會出現同樣情況，不過要將其視為特例。
後來隨著社會分工，遊牧業和手工業出現，產品的數量和種類逐漸增多。尤其是手工業者，必須要進行商品交換，否則會餓死。但是由於生產力還很低下，交換量占生產量的比重很低，手工業也只處於萌芽狀態。通過貿易往來完成的商品交換，緩解了生產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之間的矛盾，將資源和產品在人類生活中重新分配，提高效率，促進社會進步。
進入早期文明後，生產力提高，區域內部的交換變得更加頻繁。甚至還出現國家級別的商品交換，最早是兩河文明內部、兩河與古埃及之間。但是這兩個地區的產品結構比較相似，除了土特產和部分手工業商品外，不能提供更多的差異化商品。這一時期基本為易貨貿易，總量小，品種少，沒能產生廣泛流通的有效貨幣。
在貨幣被貿易活動逐漸採納之後，利潤從黑暗中竄出，突然站在了聚光燈下，成為商業活動的主角。無利不起早，蒼蠅也是肉。對利潤的追求成為商人的遺傳基因，並轉換為社會前進的巨大推動力之一。起初能量很小，但是當古希臘人加入後，平淡的局面被徹底打破，人類再也不能回避利潤的光輝和陰影了。
古希臘人以貿易立國，商品大量出口，橄欖油、葡萄酒、陶器都是支柱產業。現代人也會用到這三種商品，但是在生活支出中比例很小，甚至很多人對此都沒有需求。但是當時它們都是貨真價實的高附加值商品，享譽地中海。其他地區的人對這些商品夢寐以求，尤其是上層的富裕階層。通過商品交換，古希臘人積累了大量物資和財富，最終稱雄地中海。古希臘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鼻祖，而且商人的社會地位比現在還高。商人們遵守契約，利用市場規律，分工合作，分配利益。各城邦都有自己的強項，能做到以銷定產。所獲利潤，除了向軍事和政治領域滲透外，也向生產技術環節輸血，大搞研發。比如陶器，原料不過是粘土，而經過加工，化腐朽為神奇，賣出了黃金價。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得益於生產力的提高、分工的細化、交通的改善和大諸侯國政權的相對穩定，逐漸出現較為頻繁的商貿往來，形成較為發達的商品經濟體系，金屬貨幣的大量使用是最好的例證。許多諸侯國的都城都是商業中心，人口密集，還形成了商人階層。只是因為缺乏資料，否則可以排出中國最早的富豪榜。春秋時越國人范蠡化名朱公，辭官下海經商致富，攜美女西施歸隱太湖的故事千古流傳，比陶淵明式的淡泊清高更令普通民眾嚮往。不過商人的政治地位並不高，只是貴族的附庸。從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看，當時交易的商品以地域特產為主，缺少大規模生產的高附加值商品。商人和商品的差異不僅折射出中國早期商業和古希臘的不同，也反映出社會的不同。
如果通過商業活動進行的分配能完全解決生產和需求的矛盾，歷史的進程將變得非常簡單，但是結果並非如此。貨幣和利潤的出現導致社會財富增加，反而加劇不公平現象的氾濫，對此人們還得長期依賴另一種更古老的分配方式。它更有文化內涵，人類對其恨之入骨，卻又津津樂道，史書記述著墨最多，想到未來又擔驚受怕。它不像商業有買有賣，和氣生財，而是有攻有守，暴力獲益。這就是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