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和清廷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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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百零三年前，1900年(清光緒廿六年歲次庚子)，在中華大地上爆發了帶有民族覺悟色彩義和團的“扶清滅洋”運動。
這的確是星星之火，終於燎原，導致了八國聯軍入侵津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都匆匆逃難到西安，最後以給列強賠了鉅款(銀四億五千萬兩，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等屈辱條款而結束(辛醜條約)。
此一事件的遠因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列強憑其船堅炮利的優勢不斷侵華，割土地、開商埠、索鉅款，取得很多政治、經濟、商務上的利益，後來又想瓜分中國，中國的勢力範圍，真的把中國當成魚肉來宰割。
而清廷卻又腐敗昏聵至極，引起了已覺悟的知識分子為主的變法維新，卻不幸又遭到朝廷的慘酷打擊而失敗。
另一方面是外國教會和教士除了傳教以外，也做了大量有益中國人民的事，如辦理醫藥衛生、破除迷信、提倡天足、創辦孤兒院、盲人院、聾啞學校、興辦教育事業、參加扶貧救災等社會事業，提倡禁吸鴉片，禁止蓄妾、早婚等傳統惡習。
但因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差異，也引起部分國民的反感和誤會，例如：中國人以往是迷信程度非常普遍且深的民族，而傳教士卻反對“假神”，只許敬拜耶穌。
社會上也不斷有謠言誣陷教會，例如說外國人反對紀念祖先，說外國人的醫院挖小孩眼睛來製造“迷魂藥”。
而有些教會也不免有干涉地方訴訟、強購民地來興建教堂等引起人民反感的作為。
清廷既恨外國政府侵略中國，也痛恨外國人把憲政、法制和民主的思想輸入中國。
實際上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主的知識分子倡導的變法維新思想，的確是外國在中國的外交人員和傳教士灌輸給他們的，因之也引起了慈禧對他們的痛恨。
近因是1897年發生的“曹州教士案”。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有座天主教堂，因為教徒和民眾發生糾紛，而教會偏袒教徒，引起群眾對天主教堂的不滿，有二、三十人衝入教堂打砸，不幸卻打死了兩個德國教士，這就引起了國際外交事件，德國的海軍陸戰隊便強佔了膠州灣，就是這件事惹出來的。
曹州府一帶民性強悍，《水滸傳》中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內。
唐朝末年的“黃巢”和繼洪楊太平天國而起的“撚軍”也起於這一帶。
當年山東和直隸民間早就有練拳的風氣。
雖然此時的山東巡撫李秉衡很快就把殺人犯全部緝獲，但繼任他的巡撫漢裔旗人毓賢卻想利用拳民來殺滅洋人。
在他的鼓勵之下，拳民越聚越多，聲勢越來越盛。義和團的本稱是義和拳，可見基本上是一群拳民。
毓賢在山東的政策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他在山東殺人如麻，上任不到三個月便殺了一千五百多人，但是拳民卻越來越多。
庚子年春，山東大股拳民進入直隸，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間便進了北京。
此時在北京和直隸省的拳民已多到四、五十萬人，他們高呼“扶清滅洋”的口號，使得洋人十分震驚。
英、美、法、德四國公使要求清廷限期剿滅義和團，否則他們要派兵前來“代為剿平”。
此時清廷有兩派存在，以慈禧為首的一派主張利用義和團來反外仇洋，以鞏固他們的統治；另一派以光緒皇帝、袁世凱、張之洞等人為主，主張鎮壓拳民，以免外國人武裝干涉，保證京師和皇宮的安全。
這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連開四次禦前會議，雖然光緒皇帝和四個大臣痛陳拳民之不可恃，不主張輕易對外宣戰，但慈禧太后在端王戴漪等人支援下，終於強行對外宣戰。
宣戰書上說：“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清朝和八國聯軍的大戰便爆發了。
順便一提的是，前後有八個大臣，因為反對利用義和團和對外宣戰，為慈禧所殺，其中有漢族人，亦有滿族人。
義和團在北京，燒殺得十分慘酷，他們把最繁華的大柵欄一帶和前門大街一千多家商鋪燒光，正陽門樓也被燒塌。
他們在莊親王(戴勛)府前的大廣場上把中國教徒殺了一千多人，屍積如丘，血流成渠；但他們攻取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大教堂，卻一敗塗地。
上述莊親王戴勛是那時步兵營統領，統帥八旗步兵，有肅靖京師之責。
有關於記述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的文獻十分豐富，筆者主要的資料是取自兩年前在臺北出版由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教授唐德剛所寫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所謂八國聯軍實際上出兵的只有七國，但簽訂“辛醜條約”的外國卻達十一國。
聯軍兵額只有一萬八千多人，聯軍統帥便是和賽金花有過交往的德軍將領瓦德西。
在義和團鬧事和八國聯軍之際，帝俄曾對中國大下毒手，佔領了烏蘇裏江以東和以北極大片領土，又在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殺戮了幾萬中國人，棄屍在江中。
“辛醜條約”中有一條是允許外國在從北京到山海關這條鐵路的沿線十二處駐兵，以保護他們的僑民。
日本利用這個條文，在九一八事變以後蘆溝橋事變以前大量增加駐華北的兵力，最後終於發動了全面性的大規模侵華戰爭。
大沽口的砲台也是因辛醜條約而撤除的，使得津沽無法自衛禦侮。
政府領導人愚昧，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真是罄竹難書。
義和團的殺戮主要在北京和直隸，其次便是在山西。
而在山西的殺戮又基本上是以官兵為主、義和團為輔的。
庚子年山西的巡撫是漢裔旗人毓賢。
他本是義和團起事以後的山東巡撫，他生性殘酷嗜殺，曾在曹州府三個月內殺人三千，是極端痛恨洋人和教民的，因之他的作風極獲慈禧的欣賞。
但由於洋人對他在山東的作法不滿，慈禧便把他調離山東，他回京覲見慈禧時，她竟頒賞給他親自寫的“福”字以示鼓勵，不久便把他任命為山西巡撫。
他受洋人的氣而離開山東，卻又很得太后的賞識，所以他到山西以後便毫無顧忌地大幹“除教(民)滅洋”。
接任他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在山東的作風，卻和他正好相反。
毓賢在山西的屠殺可簡述如次：
在太原的屠殺：
在太原的外國基督教會是英國的浸信會。
他們在太原城內東南部辦有醫院，診病施藥，並且由外國募款救濟山西的旱災
。庚子年的七月初，義和團開始焚燒他們的住所、搶劫、作人身攻擊，並把住在教會的一個女孩子燒死。
浸信會的主持人George Farthing 向毓賢求助，毓賢命令他們全搬進竹條巷的一座大院內以便保護。
義大利天主教在當時太原北城門附近設有辦事處，有主教，修士和修女多人，也奉命搬來此一大院。
七月九日毓賢穿著官服前來巡視，當場下令把所有的人全部都五花大綁，送到此大院附近的一處廣場，這廣場就在毓賢的巡撫衙門附近，慘無人性的屠殺就在此進行，所有的人，包括外國人和他們一起工作的中國人，不論男女老幼，全都斬首。
他們先剝光每一個人的上衣，先殺男、後殺婦女及兒童。先殺基督教的人，次殺天主教的人，最後被殺的是George Farthing 牧師。
在殺白鬚盈尺的天主教老主教時，主教質問毓賢為何亂殺無辜，毓賢立即抽出佩刀，臂頭揮去，老主教立即身首異處，慘不忍睹。
毓賢親自操刀殺老主教的記述，唐德剛的書和從歐伯林大學(Oberlin College,Ohio)檔案館取得的資料中全都提及，應無可疑。
英國浸信會在山西壽陽也有個佈道團，主持人是Thomas Wellesley Pigotts，在壽陽辦有診所、藥房和學校。因有學校，所以在汾陽的傳教士Atwater 的兩個分別為十歲和八歲的女孩也寄住在Pigotts 家。
情勢危殆時，他們便來到太原以策安全。
不料一到太原便被下到獄中。在毓賢又把從壽陽來太原避難的男女和小孩全殺死在一廣場中。
這天在太原殺死了傳教士及家屬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個小孩。
其中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此外在太原也殺了些中國的信徒約五十人。
在壽陽義和團，在七月三日一天內便殺了71個中國基督徒，其中有小孩11人，被殺18個女信徒中有一人遭到活埋。
可謂慘絕人寰了。
在太谷的屠殺：
歐伯林大學畢業生在太谷的傳教事業有兩處小據點，一在南門外，一在城內。庚子年在情勢緊張時，他們全都搬到城內。
太谷的知縣在起初對他們尚能予以保護。但不知何故卻於七月下旬被調走，七月卅一日晨忽有義和團及暴民混雜的大群人來到，著手放火，見有兩名中國教徒，便立即殺死。
美籍人士知道大禍臨頭，便用梯子越牆逃入鄰家一空屋內躲藏，但很快便被尋獲而殺害。
此時在太谷的中國基督徒約一百人，但在官方威嚇誘騙下，約有三十多人悔教，而悔教者中亦有後來慘遭毒手者，許多基督徒逃到山區去避難。
有少數中國基督徒在被殺害前表現得對宗教信仰十分堅定，拒絕悔教，甚至要求速死。
例如有一位姓劉的教會執事被官家叫到縣衙門，被告以若不悔改便要被殺，但他拒絕了。
暴徒去美國教士住宅地燒房屋時，一位中國教徒吳安圓(譯音)者對暴徒說：“弟兄，讓我上天堂吧！”
語畢即遭毒手。
有一姓王的女信徒，當義和團分子向其下毒手前向暴徒說：“請你等一等”，便去洗臉並換了一身乾淨衣服，然後對暴徒說：“我不悔教你想怎樣就怎樣吧！”
話畢便遭殺害，她的幼子亦遭毒手。
在太谷亦有其他國家人士被殺害。
數年前筆者在《大使命》雙月刊上，讀到一篇文章，提到當年長期在母校任校醫的溫大夫的妻子、校友溫紹傑、溫紹倫等人的令慈，便是庚子年拳亂時殉教者的遺女。
拳亂時，歐柏林在太谷的傳教士主要人物是Dwight Howard Clapp。
他們在生命危殆時的表現，全都非常堅定，不後悔他們來華宣教的初衷。
可從當時他們寫給在美國親友的信和遺留下的日記中看到。
本來他們也備有少量自衛用的槍，至少可以殺死數名拳眾，但他們並未使用，卻勇敢就義。
Cl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寫給在美親友信上的一句話“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
(殉道者的鮮血是真理的種子)表達了他對神與未來的堅定信念。歐柏林大學為了紀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園中的廣場建了一座拱型紀念碑，上面就刻著這句遺言，撫今思昔，令人感動深思。
原來在太谷義診施藥的美國醫生Dr. Atwood (曾替少年時代的孔祥熙治癒眼疾)，正好在義和團鬧事前回美國探親，因之得免遭毒手。
他於庚子次年重返太谷，安排了把十六位西國死難者和十五位中國信徒的遺體，安葬在太谷城東門外的一座花園內，並立碑以紀其事。
這花園算是清政府給西國死難者遺屬的賠償物，後來成了母校的校址，即現山西農業大學校址。
卅一殉難者安葬禮太谷知縣也來參加。
筆者在上初中時，瞻仰過校園中這小片幽靜肅穆之處。庚子年在太谷死難的中外基督徒共81人，許多人的遺體已無法尋獲。
歐柏林大學在太谷的校友殉教者有六人，他們是：Dwight Howard Clapp, Mary Jane Clapp, Susan Rowena Bird, Mary Louise Partridge, George Louis Williams, Francis Ward Davis. 共二男四女。
銘賢學校的創設：
基督教公理會在太谷原已有一所位於南門外的女子學校，和一所設在城內只收男童的華美公學。
孔祥熙於1880年(光緒六年)，出生於離太谷城不遠的程家莊。
他少年時因眼疾，曾由美國傳教士又是醫生的Dr. Atwood 治癒，所以自動要求轉學來華美公學。
畢業後由美國傳教士魏祿義的介紹，轉到河北通縣教會辦的潞河書院。
庚子年暑假時他由通州返籍，適逢因拳亂而時局不靖。據說義和團在太谷鬧事時，他曾救過美國傳教士。
近讀中國農工黨江蘇省委會工作的沈國儀寫的一本原在大陸出版，後在臺北重新排版，印刷精美的《孔祥熙傳》中獲知，他救了三位女傳教士，並派家僕張振福把她們護送到通州，其中一位叫麥納。
同時期在汾州府的美國傳教士，在危急時也得在教會學校教書的費起鶴的救助。
筆者從當年任教的高爾遜先生所寫，即將出版的書原稿中獲知，有一位Leulla Minor女傳教士，寫的《中國兩英雄》(Two Heroes of Cathy )，記述孔、費兩位，如何救助傳教士的英勇事蹟，我相信女作者Minor 應是上述的麥納。
在拳亂快結束時，孔祥熙曾參與以李鴻章為首席談判代表的清廷謀和代表團，深得李鴻章稱讚。
孔祥熙於潞河書院畢業後，得這位麥納傳教士的推薦，來美國進入歐柏林大學。
他來美國所拿的是李鴻章安排的外交護照，身份是“全權議和大臣的隨員”。
孔祥熙於1901年，21歲入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Ohio)，前兩年攻讀理化，後兩年攻讀社會科學，1905年獲學士學位，又入耶魯大學專攻礦物學，兩年後獲理科碩士，返國後在太谷南關創辦為紀念歐柏林大學在太谷因拳亂而殉教的校友的銘賢學校。
該校於1909年遷入太谷東門外楊家莊孟氏別墅，即庚子年殉道者安葬的地方。緬懷一百年前殉道先賢，令人感動敬仰。
清兵在汾州府(汾陽)的屠殺：
歐柏林大學的校友在山西汾州府有傳教的事工，當義和團之亂蔓延到山西時，汾州的知府和汾陽的縣知事，對中西教友尚能盡保護之責，禁止暴徒滋擾。
但不久便要求中國信徒宣佈放棄對基督教的信仰。
中國教友為了身家安全，頗有宣稱悔教者。
庚子年七月，汾陽知事在城外一個村莊，率領巡丁逮捕天主教徒時受傷死亡，山西巡撫毓賢立即派一親信接任。此新知事和毓賢一樣十分痛恨洋人。
他於七月二十九日公開宣佈殺盡洋人。同時知府卻謊稱要把西教士及其家屬，全部送往沿海省份。
歐柏林大學校友及其家屬，於庚子八月十四日晨，分乘兩輛騾車朝汾河的方向進發，縣知事還發動了城內居民上萬人夾道歡送。
騾車行至城外二裏處的一個村莊時，押送的士兵便伸手要錢，否則便予以殺害，教士們乃盡其所有給了士兵。
士兵得錢後，有的搶走車上的行李，有的立即著手屠殺，並棄屍道旁，後來山村的人把屍體擲到一個深坑中，足見汾陽的屠殺是有預謀和計劃的。
太谷的劊子手以義和團和暴民為主，但汾州府的屠殺卻是清兵的所為。
汾陽西國殉道者的名單如下：Ernest Richard Atwater, Blizabath Graham Atwater ,及他們的兩個分別為十一歲和八歲女孩，本在壽陽教會學校念書，也於七月九日在太原被殺。
Clharks Westey Price, Eva Jane Price 和他們的女孩Plorence Price。
Miss Annie Eldred, Aton Lundgren, Eva Lundgren. 尚有騾車車夫二人和華籍教友張、田兩位亦遭毒手。
在拳亂時，全國天主教徒被殺者約兩萬人，基督教徒被殺者約五千人，可謂慘極！
（作者為北加州信徒）
* 附註：
孔祥熙為紀念在庚子拳匪時，在他的故鄉山西太谷遇難的美籍傳教士及華人，故於1907年創辦銘賢學校，初創時僅有小學。
後得美國歐伯林大學畢業生霍爾(Charles Hall)因發明電解法製鋁而成功，他捐獻巨額基金，增設中學部；繼又設立專事科研究的工科和農科。
對日抗戰發生後，該校輾轉播遷，畢業學生眾多，其農科現併入山西農學院，工科則併入太原理工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