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十大冤案從比干剖心到清朝文字獄，中國歷史上的冤獄何其多。羅織罪名，鍛煉冤獄，酷刑逼供，陷害忠良，歷朝歷代，薪火相傳，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傳統。雖然並非是什麼好的傳統，可是流行了幾千年，總該有一部專著冤獄史，記錄其事。不過，單是看古代名目繁多的各種刑法及五花八門的刑具，記錄下來，已是洋洋大觀。若是要著一部完全的冤獄史，怕是比蜀道還要難。所以，我先揀其最精彩的部分，從中評選出最著名的十大冤獄。

第一案，名為浮屍案

中國歷史上最為剛烈的大丈夫當數伍子胥。楚平王要殺伍奢，又擔心他兩個兒子回來報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說，父親召我，若求生不往，為天下恥笑。弟弟伍員說，俱死無益，不如奔他國，借力雪恥。伍奢與伍尚俱被殺，伍員四處逃亡。

民間對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過韶關，一夜白了頭”的傳說。伍子胥後來逃到吳國，他胸中始終回蕩一股憤懣之氣。與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相比，吳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國，《戰國策》的作者甚至不屑於提到他。伍子胥來到吳國，掀開了吳國歷史最輝煌的一頁，一個弱國，因為一個人的到來而振興。

吳王闔廬，重用伍子胥，國家日趨富強。“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楚國是七國中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吳楚交兵，吳兵攻入楚國國都，幾乎滅了楚國，這是楚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葉。吳國向南制服了越國，向北伐齊，大敗齊兵，威震天下。

吳國攻破楚國國都，伍子胥掘開楚平王的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顧君臣父子之倫理，毅然逃亡，歷盡艱險，最終掘墓鞭屍，報仇雪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吳國的輝煌，僅是曇花一現。闔廬的兒子夫差當政後，重用*臣伯否，疏遠伍子胥。其時越王句踐正在臥薪嘗膽，一心滅吳，吳國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亡國之禍，數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臣伯否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剄。

剛烈的伍子胥，刎頸之前，對其捨人說，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懸在吳東門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經此門滅吳的。夫差得知此話大怒，令人用馬革裹伍子胥之屍，浮屍江上。臥薪嘗膽的句踐果然滅了吳國。夫差臨死時“掩其面”說：“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吳國人可憐伍子胥之剛烈，為他立祠於太湖邊的一個山上，命此山為胥山。一個人的到來可以興國，一個人之死可以亡國，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賈禍，真話說不得，犯顏極諫，龍顏就要大怒，要殺頭。幾千年來，一直都是這樣。還是伯否這樣的人好，花言巧語，哄得君王高興，有多少榮華富貴。人為什麼不追求榮華富貴而要自尋死路？中國的歷史上，伯否這類人，如荒原上的野草，葳葳蕤蕤，十分繁茂。偶爾也會生出一個伍子胥一樣的人，說話行事總是愛惹麻煩，大家都不喜歡。這種不管不顧的人，總是難得長命。惟其如此，這樣的人越來越少，而像伯否一類的人越來越多。

第二案，名為“兔死狗烹案”

我以為天下第一智者當數范蠡。人皆以為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為諸葛之智與范蠡之智相比，略見遜色。一篇“出師表”，千年傳頌。諸葛丞相的忠信與睿智，世代相傳。但諸葛一生也有幾處敗筆。一是痛失荊州，接著又有“火燒連營”，打了兩個大敗仗，死了關羽和劉備，難道丞相一點責任也沒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費多少人力和財貨，一無所獲，豈是智者所為？最主要的是，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樣，在自己身邊聚集大量人才，這是蜀國很快敗亡的主要原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終於沒能成功。

但范蠡卻成功了。

越王句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弱小的越國要想打敗強大的吳國，沒有這種非凡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是不行的。但僅有這樣的精神還不夠，還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踐與范蠡、文種，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業。勿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成功的不知幾多。范蠡的非凡之處不僅在於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處在於他成功之後所說的一段話。越國滅了吳國，范蠡隨即離開了越國，並給文種寫了一封信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執迷不悟的文種不肯離開越國。越王賜文種一劍，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裡還有四種，把他帶到先王那裡去吧。”文種只好自殺。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患難易共，富貴難同。”我將其稱為范氏定律。范氏定律歷千年而不衰。患難的時候，大家齊心合力，互相扶持。一旦有了一點蠅頭小利，立刻就會撕破臉面。尤其是帝王，最是自私，因為江山是搶奪來的，所以心心念念要護著他，怕被別個搶去，越是身邊的功臣越是危險，一律要趕盡殺絕。古今多少英雄，來去匆匆，有誰能打破范氏定律？范氏定律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對人性的深刻的理解。范蠡的智慧，尚不止於此。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國，苦耕於海邊，居然“致產數十萬”。將這些財產分與眾鄉鄰，又到陶地經商，成為巨富，天下稱陶朱公。舊時談論致富生財，都推稱陶朱公。善始而善終，天下有幾個人比得了陶朱公？善始而惡終，可憐文種。一到登上寶座便大開殺戒，你看那個放牛出身的朱元璋，把身邊的功臣殺個精光。歷代多少功臣，得了功名，丟了腦袋。所以我說范蠡是古今第一智者。

第三案，名為“車裂案”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商鞅變法”。“戊戍變法”是失敗了，他使我們中國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國強兵的歷史機遇。究其失敗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勢力過於強大。在這個保守的國度，要變更祖宗之法，談何容易。但商鞅卻成功了。商鞅成功，因為它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開始，他就作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懸賞五金，募一人將一根木頭從國都南門搬到北門，“民怪之，莫敢徙”。於是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兌付了賞金。“民怪之”，是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這樣一個小故事確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於是推行新政。在各種政令中有一條頗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不准吃“大鍋飯”。這一條出自於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可惜的是我們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鍋飯，難道我們今天的智慧比不上兩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難執行，因為大家都反對。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歲頭上動土，商鞅之膽略可見。“明日，秦人皆趨令”。我們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難題是“執行難”。法令如果不能執行，就是一張廢紙。“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們今天也有一個鐵面無私的商鞅，改革或許會順利得多。正因為有了這個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變法最終取得成功。

商鞅變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雍州位於陝西西部，所處環境，十分偏僻、閉塞。被中原各國視為戎狄。“諸侯卑秦”。變法之後，秦一躍成為西部之強國，諸侯懼之，稱為“虎狼之國”。到後來，秦始皇掃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若論統一大業，商鞅變法應是第一功，因為他為秦國以後的富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後來的結局十分悲慘，秦孝公死後，他四處逃亡，走投無路，終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車裂之刑。歷來的改革者，少有好結果。戰國時的吳起，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都不得好下場。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花樣翻新，所以不斷地有新東西發明出來。我們中國人尊崇老的，喜歡舊的，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都是極為珍貴的，若有標新立異，一律視作異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是東西方觀念的差異。再者，千年大樹，盤根錯節，既得利益者，各據要津，要把他們挪動挪動，無異於要他們的命。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最終是魚死網破。

第四案，名為“聰明誤”

世上什麼最有力量？當然是權，蒯大富說，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權是皇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次有力量的是錢，老百姓說，有錢使得鬼推磨。現在的說法是，“利益驅動”。還有一種力量，可以獨立於權錢之外，那就是“勢”。有關“勢”的研究和學說，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的韓非子那裡。韓非子說，“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

什麼人最“善任勢”？文革中，最令我感慨的是毛主席對“勢”的運用。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大師。先是倡階級斗爭，醞釀發酵；接著發小紅書，添火升溫；十余次接見紅衛兵，乘風鼓浪。接下來我看到的是，巨浪滔天，排山倒海，橫掃千軍，勢不可擋。我那時深切體會到那種“勢”的巨大威力。那麼多當權派，曾經大權在握，多麼顯赫，竟毫無抵擋之力，任滔天巨浪，一瀉千裡，無所不摧。文革是一場奪權斗爭，自下面蓄“勢”、起“勢”、發“勢”，奪上面之權。權之力敗於“勢”之力。
　　　　
“勢”為何有力？因為他聚集了大量的能量。文革之“勢”，聚集了六億人的能量，所以無堅不摧。冷戰時期的“核威懾”，也可說是一種對“勢”的運用。何謂“威懾”？用中國話說就是“引弓不發”。箭在弦上，拽滿了，鋒鏑直指你眉心，卻又不發，你會感覺到一種威脅，一種攝人之力。強大的核武庫，可以將地球毀滅數次，聚集了大量的能量，因而具有某種攝人之“勢”，用這種“勢”來制敵，是為“核威懾”。

現在的網絡，也有力量。孫志剛事件，鍗氬事件，劉湧事件，都曾顯示網絡的力量。網絡既無權，也無錢，力量源於何處？源於“勢”。七千網民聚集的能量，成為“勢”，一股“勢”力，“勢”不可見，但可以感覺到。

國語中有關“勢”的詞很多。權勢、威勢、氣勢、勢力、造勢、火勢、水勢、風勢、勢能、勢焰、勢必、泰山壓頂之勢、勢不可當、大勢所趨、因勢利導、蓄勢待發、人多勢眾、勢均力敵、兵無常勢等等。細細考究這些詞，可以從中體味“勢”為何物。

韓非子將“勢”與法、術並列為王者經世治國必諳之道。在其《難勢》等篇章中對“任勢”之理作了精辟的闡述。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也曾論及韓非子之“勢”。春秋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是我國歷史文化最為輝煌壯觀的一個時期。韓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細讀韓非子，你會為他氣勢之磅礡，視野之開闊，立論之縝密，引喻之精博而歎服。秦始皇讀了韓非子之書，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也！”韓非子到了秦國，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子，向秦王進了讒言，將韓非子害死獄中。

一個人為自己的聰敏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我們中國，心懷嫉妒的小人何其多，那些聰敏人，他們腦袋中的聰敏對腦袋自身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外國人嫉妒別人比他強，會奮起而追之。我們中國人嫉妒的時候，非常的陰毒，往往是含沙射影，暗下殺手。所以我們的聖人說，惟婦人與小人為難養也。這提醒我們，為人處世，一定要謹防身邊的小人。當然，那些大人（權貴）也不可不防，因為越是有權勢的人越是猜忌多。伴君如伴虎。難怪，聰敏的板橋先生說，難得糊塗；林彪說，勿建言。

第五案，名為“無兵造反案”

漢代韓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漢相爭，劉邦與項羽對陣，常吃敗仗，劉邦可說是“常敗將軍”。高祖二年，劉邦率五十余萬人伐楚，至彭城。項羽率三萬精兵擊漢軍，大破之，漢兵死者十余萬人。劉邦帶著數十人倉皇逃遁，一路上幾次要將女兒推下車。這一仗，劉邦的父親和皇後也被項羽捉去。高祖三年，劉邦被項羽包圍在滎陽，彈盡糧絕，將軍紀信假扮高祖模樣詐降，劉邦率數十騎狼狽而逃。劉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項羽包圍，復遁，逃入韓信軍中，收韓信之軍。高祖四年，劉邦在廣武被項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著腳說，射中我指頭了。逢羽必敗，我斷定劉邦患有嚴重的“恐羽症”。多虧有韓信在。漢軍出陳倉，就是“用韓信之計”。以後井陘之戰，充分顯示了韓信的謀略和軍事指揮天才。收趙定齊，韓信立了大功。殺死龍且，斬斷項羽臂膀。劉邦幾次大敗，末了從韓信那裡收精兵，方能再戰。

高祖五年，楚漢決戰垓下。開始韓信、彭越不到，劉邦大敗，“深塹而守之”。後來用了張良的妙計，願與韓信、彭越“共天下”，把兩人哄了來。垓下之戰，據《史記》記載，“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整個戰役，全由韓信指揮。垓下之戰實乃韓信之戰。呼風喚雨，波瀾壯闊，四面楚歌，英姿颯爽的韓將軍與拔山蓋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譜寫了一篇壯麗淒絕的英雄史詩。

剛剛葬了項羽，劉邦就“馳入齊王壁，奪其軍。”突如其來，奪了韓信的兵權。好一個“共天下”，原是如此。司馬遷在寫韓信傳的時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寫蒯通勸韓信自立為王：楚、漢相爭三年，在京、索之間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劉邦與項羽雙方都無力“息天下之禍”。唯有韓信接連打勝仗，兵強馬壯，且“據強齊，從燕、趙”，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諸葛亮《隆中對》的最早版本。這一段文字以後又被司馬光引用。何以司馬遷要用大段文字記這件事？我猜太史公對韓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種被害的故事告誡韓信，但韓信深信劉邦，執迷不悟。結果韓信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結局。都說韓信是死於呂後和蕭何之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對此十分懷疑。猜忌—削權—殺頭，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韓信功高，有奇謀，善用兵，劉邦豈能容他。韓信之後，彭越、瓊布也為劉邦所害。聰明的張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裡去避禍。辟谷原是聰明人用自殘的方式以達避禍之目的的方法，後人不知就裡，引張良的例子學而習之，自殘其身，實在是謬以千裡。可以說，韓信被殺是必然的。

謀殺韓信，劉邦不在現場，但他可以用囑言或錦囊的方式，把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許多罪案中，主謀不親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說韓信謀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邏輯。作齊王時，實力強大，蒯通一勸再勸，堅決不反；當了楚王，仍有一定實力，也不反；只待一個兵都沒有的時候才反。無兵造反，自取滅亡，韓信莫非有病？況且，韓信與陳豨的對話，應是兩個人之間的密謀，洩漏出去，定有殺身之禍。卻紀錄於史書之中，而且繪聲繪色。那是一個精心編造的謊言。

如果要編一本中國的《帝王術》，一定要有一章，如何用謊言鍛煉冤獄。經見過多少冤假錯案，離奇的造假手法令人歎為觀止。我們中國的這種技巧，乃是一種國術，不斷流傳，發揚光大，至臻完美。臨死，韓信才覺悟，“吾悔不用蒯通之計”。這個天才的軍事家，原來是個呆子。

第六案，名為“憂憤悲歌”案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戰派領袖李綱，死時年僅五十七歲，有人說是活活氣死的。一生坎坷，就像綁在井繩上的水桶，一忽兒上，一忽兒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政和二年中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被遷為起居郎。生性剛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當頭一棒。

宣和元年，上書力陳國事，“朝廷惡其言”，被貶到南劍州沙縣當一個監稅小官。脾氣不改，又得罪人，再給一棒。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膽怯。李綱“刺臂血上書”，請徽宗禪位太子。如此大膽，實在少見。

欽宗即位。靖康元年，金兵過黃河，局勢危機，徽宗南逃，欽宗也想跟著跑。滿朝文武，個個畏敵如虎。太宰白時中等主張棄城而去。李綱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主張堅守抗戰，並且臨危請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欽宗為其感動，任命李綱為尚書右丞。李綱甫上任，下令，主張棄城逃跑者一律處死。李綱厲兵秣馬，調配軍隊，修整軍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這就是著名的“李綱守東京”的故事。

李綱運籌帷幄，准備大舉反擊。有姚平仲急於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彥乘機中傷李綱，欽宗罷了李綱的官。消息傳開，京城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為李綱請命。欽宗無奈，命李綱復為尚書右丞，重負守城之責。不久，以“專主戰議，喪師費時”之罪，貶為亳州明道宮提舉。

金兵再來的時候，欽宗覺悟“和議之非”，又想起李綱來了，任命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

高宗即位。任李綱為宰相（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銳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實國庫，整頓軍備，准備北伐。其堅決抗戰的主張，遭到黃潛善、王伯彥等投降派的反對，被視為眼中釘。在相位僅七十五天即被免職，放逐鄂州。十幾年來，李綱就是這樣上上下下，屢遭貶謫。

三個皇帝，徽宗、欽宗、高宗，一個比一個昏庸。每個皇帝身邊都有一大堆漢*、投降派，蔡京、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勳、李邦彥、蔡懋、唐恪、耿南仲、張邦昌、汪伯彥、黃潛善等，把持朝政，迫害忠良。

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紹興十年，李綱在悲憤與憂郁中病逝。為什麼，忠與*的斗爭，如此艱難，且常以忠良枉死為結局？

第七案，名為“莫須有”案

岳飛這個名字，在國人心目中是愛國者的別名。現在有人否定岳飛是民族英雄，引了外國權威的話為證，大談“民族”一詞的含義。我國歷史上的英雄，深深植根於億萬人民的心中，像參天大樹，要想撼動他，決非易事。在俄羅斯，無論走到哪裡，總是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戰爭紀念碑，英雄雕像以及被戰火摧毀的坦克、大炮、機車車廂等，整個俄羅斯可以說是一個戰爭博物館、英雄紀念堂，這個強悍的民族隨時都在向你展示他們驕人的戰績，謳歌他們偉大的民族英雄。他們擊敗了拿破侖，他們戰勝了希特勒。一種驕傲，一種不屈的精神，在俄羅斯人血液中流淌，表現為他們特有的民族氣質。而在我們這裡，沒有那種強悍，沒有那種顯露無遺的驕傲。二戰的遺跡，與邊界那邊的俄羅斯相比，刻意保留的很少。我們的民族英雄，岳飛、林則徐，任由一些文人肆意貶低。兩個民族，如此不同。有關岳飛“愚忠”的討論，一直是個有趣的話題。

讀孔孟的經典，讀賈誼的“過秦論”，讀杜牧的“阿房宮賦”，讀黃宗羲的“原君”，讀馬基雅維利“君王論”，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總是搞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需要皇帝？像秦始皇，殺人如麻。這樣的混世魔王，也是必不可少的嗎？君王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由於我們訂立了“契約”，將權力委托給他，他的職責，是為人民服務。像徽宗、欽宗、高宗這樣的皇帝，金兵一來，嚇得魂不附體，兔子一般，只想逃命，罔顧其職責。

有時我想，請一個猴子來，戴上皇冠，恭奉於皇座上，也比徽、欽、高三宗強。至少，猴子不會下令，迫害忠良。如此，則李綱、宗澤、岳飛可以領導人民抗敵，豈不是好？“契約”一說，對於我們中國人，是西方的毒藥。我們中國人只相信孔孟之道。西風東漸，鬧過幾回批孔，不痛不癢，大成至聖文宣王，巍然屹立。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經地義。豈止是殺害了一個岳飛，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難，到頭來，百姓們仍要俯伏塵埃，叩首歡呼，萬壽無疆。

“愚忠”的並非只有一個岳飛。時空轉換，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你到網上去看看，頌揚秦始皇的，仍大有人在。“萬壽無疆”的理念跨越時空。孔孟之道，控制中國人思想幾千年，如泰山。區區某人，想要掙脫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去批評岳飛的“愚忠”，“愚忠”其實是一種美德，完全符合東方價值觀的教義。關於岳飛，還有一個有趣的爭論：岳飛究竟是誰害死的？

在杭州西湖邊的岳飛廟裡，早些年，人們經過秦檜像時，都要啐上一口。傳說秦的後人覺得很沒有面子，便把秦的鐵像悄悄投到西湖裡。哪知整個湖水發出惡臭，人們循臭味找到秦檜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飛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檜害死了岳飛。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認識。他在一首《滿江紅》中說，“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只怕中原復”。說的是高宗，只怕收復中原後，徽欽二宗回來，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正是高宗這種卑鄙污濁的心理害死了岳飛。所以，跪在岳飛墓前的，應當是高宗。只是讓高宗去跪岳飛，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規矩。中國人最講究規矩，聖人曰:“君君、臣臣”，上下有序。“臣罪當誅兮，吾皇聖明”，一切過錯都在臣子，皇帝總是聖明的。

審判四人幫時，我就有些疑惑，江青是何人？一個八級干部，她有多大能耐，可以將那些開國元勳一個接一個整倒，甚至迫害致死？

第八案，名為“謀逆”案

明朝的太監，時常在朝廷中作祟，把軍國大事攪得一塌糊塗。英宗時鬧出“土木之變”。蒙古人犯大同，太監王振鼓動英宗親征。兵部侍郎於謙力諫，不聽。第二天就出發，“事出倉卒，舉朝震駭”。五十萬大軍未至大同，糧草不繼，餓死者不計其數。進至大同，無法作戰，只得回師。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挾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遠，又恐大軍踏壞自己莊稼，改道向東去。到了土木堡，距懷來城已不遠，大軍欲入保懷來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輜重千余輛未至。蒙軍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殺。

一個渾王，昏聵如此；一個佞臣，跋扈如此。國家大事，如何不壞？“土木之變”，“勁甲精騎”死傷數十萬，北京城只剩數萬疲卒。人心驚恐，軍無斗志，一幫投降派大臣驚慌失措，主張放棄北京南遷。危難之際，兵部侍郎於謙挺身而出，嚴厲斥責投降派，堅決主張抗戰，在亂作一團的朝廷上力主誅殺王振余黨馬順。一面調集各路軍馬，部署北京保衛戰，軍民抗戰情緒空前高漲。蒙軍圍城，激戰五天，終被擊退。一個即將崩潰的國家，賴於謙之力，力挽狂瀾。此後，於謙等擁立朱祁鈺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革除弊政，建立新軍，加強邊防，國力稍振，敵寇不敢入侵。世事無常，禍生不測。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轉直下。景泰八年，發生了“奪門之變”。

先前，於謙等將被俘的英宗迎回，奉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權臣石亨等與太監曹吉祥密謀，“謂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幾個陰謀家擁英宗奪宮門而入，宣布太上皇復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繼大統”為罪名，坐《謀逆律》，斬於謙於市。

抄家的時候，發現於謙家“無余資”，沒有錢。只有正室鎖得很牢固，打開一看，都是皇帝所賜蟒衣劍器。

當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錢來，如此清官，實在罕見。於謙一死，蒙軍再來犯，皇帝就後悔了。旁侍的官說：“使於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為默然。《明史》說於謙“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為權*所並嫉”。這是成化初為於謙平反冤獄時皇誥上的話。說得非常貼切，天下廣為傳頌。我尊敬於謙，不僅因為他家中抄不出錢來，不僅因為他抗敵救國，力挽狂瀾，還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讀於謙的詩，就會有一股清氣，一股天地之間浩然之氣，令人激動不已。詩如其人，浩氣凌雲，是於謙的本性。於謙的《北風吹》、《詠煤炭》，還有那首極為膾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只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詩品、人品，輝映千古。於謙之冤較之竇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

第九案，名為“反間計”

袁崇煥這個名字，因為金鏞的緣故，廣為人知。袁崇煥像磐石，橫亙在金兵入關的路上，堅不可摧。金兵幾次撞擊，如以卵擊石，頭破血流。開創滿清大業的努爾哈赤，可謂是一代天驕。可是這位天驕，撞到袁崇煥這塊石頭上，一命嗚呼。

明天啟六年，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領十萬精兵圍攻寧遠。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從煥率領，英勇抗敵。這是戰爭史上一個經典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結果金兵被擊退，努爾哈赤負重傷，並於是年死在沈陽。

這一仗充分顯示了袁崇煥的軍事指揮天才。自此，金兵聞其名而膽寒。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崇禎時，再升為兵部尚書、薊遼總督。經過袁崇煥的苦心經營，寧遠、錦州一帶成為銅牆鐵壁。天啟七年，皇太極親率大兵圍錦州，被袁崇煥擊退，損失慘重。雄心勃勃的皇太極，一心要攻明，又過不了袁崇煥這一關，大傷腦筋。最終幫皇太極解開這道難題的是鼎鼎大名的漢*范文程。

歷史上，每逢國家危亡之際，就有漢*應運而生。外來之敵，常常是懵懵懂懂摸不著路徑。一些漢*，聰明絕頂，運籌帷幄，幫著敵國來滅自己的國家。就是這個漢*范文程，深謀遠慮，為皇太極獻計，繞過袁崇煥，取道蒙古，以趨直隸之背。皇太極親率大軍，一路暢通，包圍北京。袁崇煥率兵入援。皇太極不敢與之正面交鋒，用范文程反間之計，四兩撥千斤，大獲全勝。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計謀，不知當年怎麼就瞞過了明朝皇帝和滿朝文武？金兵在被俘的楊太監面前“悄悄耳語”，說今日撤兵，與袁崇煥有密約，裡應外合，成就大事。楊太監“佯臥”，“竊聞”其言，回去報告給崇禎。崇禎深信不疑，下袁崇煥於錦衣衛獄。

十二月下獄，次年八月殺袁崇煥。籍其家，無余資，是一個清官。袁崇煥不死，清兵很難入關。他是明朝的一根頂梁柱，這根柱子一倒，再無人可以替代。讀中國歷史，越讀越糊塗。萬歷六年，明朝人口已達六千零六十九萬人。滿清人口男女老幼統共不過百萬人。一個六千萬人的大國，經濟發達，科技先進，被一個不足百萬人口的落後小國打得落花流水，是何原因？是因為有一大批漢*，諸如范文程、吳三桂、洪承疇、孔有德、尚可喜之流，為其出謀劃策，統兵作戰。

滅亡明朝的主力其實是漢人。他們後來雖然都升官發財，但始終是奴才，不是主子。貪生怕死，貪圖富貴，出賣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他們是一批可恥的敗類，應當把范文程之流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是我們現在卻在為其大唱頌歌，將其與張良、諸葛亮、劉伯溫並列為傑出歷史人物。

在中國還有沒有是與非？

第十案，是“百日維新”案

百日維新，轟轟烈烈一百零三天，結果慈禧發動政變，光緒被囚於瀛台，維xx如鳥獸散，六君子被斬於菜市口。一段十分慘痛的歷史。

這段歷史究竟引出了什麼教訓？其一，依照牛頓第一定律，質量是物體慣性大小的量度。中國這個國家，最大特點，是質量太大。五千年歷史，積澱太厚，如泰山，更兼數億人口，決定了中國巨大的質量。如此巨大的質量，其慣性超乎想象。像一個質量巨大的星球，沿著自己固有的軌道運行，要改變其運行方向和軌道，談何容易。有一本《趣味物理學》講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運轉會怎樣，那將是一場災難，所有地球表面上的東西都會被以極高的速度拋出去。因此，要想改變中國，首先必須充分認識和了解他巨大的質量所生成的慣性力。

一個並無實權的皇帝，一群毫無政治斗爭經驗的書生，二者結合，就要旋轉乾坤。康有為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就是這個“速”字，導致其最終失敗。在菜市口慷慨就義的康有仁，批評其兄：“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恰是一語中的。

在中國，任何激烈的變革，都是不適宜的。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時間，猛烈地改變中國，因為它的質量太大。牛頓已經用他的科學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不是成功了麼？采用暴力的方式，徹底推翻了滿清的封建統治。辛亥革命是否真的成功，可以討論。事實是，辛亥革命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福祉，他帶來的是軍閥混戰。表面上看，革命是成功了，皇帝被打倒了。蔣總統取代了清皇帝。皇帝變為總統，不過是變更了一個名詞，但專制依舊，腐敗依舊，中國人民的痛苦依舊。像是鍾擺，擺過去，再擺回來。又像只蒼蠅，飛了一個大圈，終又回到原點。

這就是我們中國，那些固有的東西太厲害了，孔孟之道，封建傳統和意識，已經成為我們中國文化DNA的一部分。人心思變，換一撥人來治理中國一定比原先那幫人強麼？也許是前門緝盜，後門進賊。只要我們文化中的DNA不變，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地鏟除雜草，後來滋生出來的，遺傳基因不變，仍是雜草。改革者需要的是耐心和韌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幻想。

中國的改革，一定不能快，只能是一看、二慢、三通過。其二，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發動政變，保住了他們的政權和既得利益。他們沒有想到，改良派被壓下去，革命黨正好乘勢而起。革命黨比改良派更可怕，他們不是要在現有體制上修修補補，他們要使用暴力，徹底推翻舊政權。先是暴動，接著是社會動蕩。溥儀一伙被趕出故宮，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流落到天津，裝在許多大箱子裡的財寶也被人掏空了。以後被日本人搞到東北當傀儡，幾乎性命難保。接著被蘇聯人捉去蹲大獄，嘗盡顛沛流離之苦。回來後又接受勞改，一生坎坷艱辛，正是慈禧作的孽。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既沒有保住他們的政權，也沒有保住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子孫後代甚至成了喪家之犬。從他們以後的遭遇來看，他們當初反對維新實在是愚蠢至極。“百日維新”，無論對改良派還是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都是一次極好的機遇，如果兩方面都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就會有一個雙贏的局面，中國從此走向富強，他們也會從中得到好處。

有時我真想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尋找共同點”，改革派與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團）是有一個共同點的，那就是，不要發生動亂。一旦發生動亂，改革派的理想灰飛煙滅，保守派則將失去他的一切，不僅既得利益難保難守，就是身家性命也難保障。民主與共和，是全世界的趨勢，就像地球的轉動一樣，無法逆轉。保守派當然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頑固，無非是想保住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保住自己兒孫們的福祉。但頑固不能太過分，慈禧的錯誤是太過分，不給改革派些許留一點發展空間。這位老太太，“戊戍政變”三年後終於認清了形勢，公布上諭：“決意變法，母子一心。”並仿照“百日維新”的做法，實行一系列“新政”。可惜，為時已晚，各種矛盾激化，終於發生革命。

“百日維新”也是一個舞台，各種精英人物，紛紛上台亮相。其中我最欽佩的是譚嗣同。比較俄羅斯人的強悍，日本人的強悍，中國人的民族性裡，缺少一點剛性。有一個帖子裡說到世界上挨打最多的十個國家，中國位列其中。在中國歷史上，像岳飛、譚嗣同這樣的英雄，歷代都有，但他們的下場都不大好。中國的統治者向來不大喜歡這類人，使用的方法是“槍打出頭鳥”。魯迅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中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引頸以對屠刀，全無怯色，何等慷慨。我們中國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慷慨男兒。“請自嗣同始”，五個字，如砧上鍛鋼，鏗鏘作響。我們這些渾渾噩噩的人，總該受到一些震動

人不為己天殊地滅咩
為了個人利益連同伴都可以禍害
有時人連畜生也不如